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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文学在当下的惨淡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

2020-02-15 来源:太原娱乐网


王安忆在座谈后与中学生面对面交流

“文学已经死了……它的躯体正在腐烂”——这样的话语当然不无偏激,但文学在当下的惨淡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然而这一切在知名作家、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看来,依然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。前天,在首次与上海市七宝中学学子人文书院读书班的中学生对话中,王安忆说:“史铁生辞世后,十多个城市自发追思,这个情景必须引起重视,所以不要把文学生态看得那么惨淡,史铁生生前的作品也不是很畅销,出的书也不是太多,但他辞世后引起这样大的反响,足以说明文学的生态并不是太糟糕。”

回忆往事:

那时并非想象中的惨淡

首次走进七宝中学的王安忆面对一张张青春的面孔,不禁回想起她描述成长的代表作《启蒙时代》:“《启蒙时代》写的是插队之前的事,这个故事对我是挑战——是一种经验之外的写作,很多人批评我这本书,认为这本书未反思‘文革’。写小说其实是局部生活,其实那个时代并不像你们年轻人想象的那么惨淡,其实并不可怕,青春都差不多,年轻时总觉得与长辈不一样,经历过以后其实发现差不多——但这也不是单纯的重复,对于那时的情感是复杂的:一方面它耽误了我们的教育,比如,我和吴亮就没有文凭,那时还好,如果再晚20年就惨了,我常常被人家作为没有上大学就成为作家的例子——但如果我上大学,就一定会写得好一些。”

在对比现在的学生与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时,王安忆认为,现在的孩子要学英语、钢琴等,也是种不幸,与他们那时的不幸相比各有不同,回过头去看,其实是有所失有所得,“革命一代中,我没赶上红卫兵的趟,我们那时下放到江苏滨海农场的多,我被下放到安徽插队,那里很贫瘠,与想象中的‘农村艳阳天’差距太远,但虽然贫瘠,农村中也有抒情的诗意,比如,一个邻居的女孩叫我们赶集,我嫌远,她跟我说没关系,因为‘路上有好几口泉水井’,这样的话其实真是一种诗意。”

王安忆说,很多事件其实是过去以后才知道的,“我下放后,我母亲是作家,她和我通信十分频繁,她劝我记日记,当时我既愤怒又渺茫,这些当然会反映在信上,她就留着我的信,向别人复述,她说她记着我的话:‘别人家屋梁上来了燕子,但我家的却没有来。’可见那时还是有诗意的东西,虽然很艰难,也不开心。”

评述当下:

文学生态并不是太糟糕

对于中学生提出的她到底是不是“海派作家”的问题,王安忆说:“海派这个词比较暧昧,鲁迅最早提出‘海派’的说法,当别人说我是海派时,我不知道是夸我还是骂我。把我归入海派与王德威的评价有关,在《长恨歌》之后,他写文章重新定义海派的概念,说我是张爱玲后又一人,而《长恨歌》最早也是在台湾地区有反应,如果把张爱玲作为海派的代表,我个人觉得与她并不一样,在台湾,评论界对我还有一个名字是‘共和国的女儿’,这倒很贴切,我们是共和国以后成长起来的。”

王安忆称,她与张爱玲相像处其实只是书写的对象都是上海,除此之外,并不一样,“我对人生是有热情的,但她不一样,她很冷淡。她的一生其实很落魄,她写得好的东西也就是那有限的几部——但张爱玲还是有她的意义,她有对日常生活的兴趣,但‘五四’以后的很多人都没有。”

对于十多个城市在史铁生辞世后自发举行追思活动,王安忆说,这足以说明当下的文学生态并不是太糟糕,“我对史铁生很尊重,他写得很好,我们私交也很好,他的东西确实不一样,由于身体的原因,他(身体上)那么痛苦,但他却不是那么愤怒,可以说其实很快乐——这种信念来自何处?我认为是他懂得敬畏!他认为坐在轮椅上是一种命,人有了大敬畏,就会平静下来。我现在正慢慢开始了解他,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家,谈到北方的面食,我说很不喜欢,他就很平和地问我:‘那么包饺子呢?’他写了那么多哲理的话,但其实他很日常,和他在一起,你会受到感染。”

同时参加对话的学者吴亮、陈子善、蔡翔、黄育海等分别就学生从文与从商的选择、好作品标准、《开明国语课本》的意义、电子书发展前景等回答了读书班学生的提问。

  (实习编辑:明莉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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